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陈新怡
1934年2月27日，北京城，寒风凛冽。在临时安排的宿舍里，莫朴翻开日记本，记下这个难忘的生日：
“我们的国家处在虎视眈眈之下，我们的民族将要被宰割的时候，事实使我知道不再是骄傲的时候了。我应当使我宝贵的青春为民族求生存而牺牲，在时代与历史的经纬里，我要负起我的责任……在我一生中要使它成为一个最光荣的生辰。”
这一年，他刚满20岁（文内均为虚岁），作为“上海国难宣传团”里最年轻的团员，他与沈逸千、俞创硕、顾廷鹏等上海美专的青年一道，携带七大柳条箱的宣传布画和行李自沪过京，计划赴华北、内蒙等当时抗日前沿地区巡展。
国难宣传团第二期出发前合影
90年过去了。8月12日，“朴直向阳——莫朴先生诞辰110周年艺术与文献展”在浙江美术馆亮相。
中国文联副主席、浙江省文联主席、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将莫朴的一生比做一本大书，书页翻开，认真展阅，那段充满磨难与坚强、激情与悲情的岁月依旧鲜活。
“这里既有对革命岁月的记录，也有对艺术技巧的推敲，更有对教育理想的思考，这三者共同构建了莫朴先生完整的人生与艺术的精神图谱。”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余旭红感慨万千。
展览海报
【1】
1934年农历春节前，北京郊外的白云观庙会人声鼎沸，莫朴正忙着和同伴将巨幅布画悬挂在墙上。
画中是被炮火撕裂的山河、流离失所的难民、英勇抵抗的义勇军……人群中，流亡的学生忍不住痛哭，大家唱起了《松花江上》——这是“上海国难宣传团”北上巡展的第一站，从保定莲池到石家庄同乐街，宣传团所到之处，观者如潮，全城轰动。
为了响应“开发西北”的号召，莫朴与团员又接着前往呼和浩特，在草原和沙漠中巡回展览。那些艰难行路的时刻，滋养了莫朴的创作，激发出他关于“吾土吾民吾国”的思考，这是深植于土地与生活的现实主义——就像《枪口对外》中，莫朴首次将蒙汉民族并置于同一画面：一名蒙古骑士踏破太阳旗，持枪向外——这是中国现代美术最早提出“民族团结，一致抗日”的绘画之一。
1934年上海国难宣传团渡黄河越库布奇沙漠，去鄂尔多斯宣传
枪口对外 莫朴作 纸本水墨 50×39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硝烟弥漫中华大地。
23岁的莫朴，与陈素、江上青一道，出版《抗敌周刊》，而后又组织流动宣传团，转移到安徽大别山一带宣传抗日。
1940年2月，莫朴和同志们离开了皖西，揣着借来的刻刀，来到皖东北参加新四军。
“物质条件是这样的难，而事实上客观环境对绘画工作者的需求又是那样殷。”莫朴说。放弃了油画创作的他，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创作木刻、连环画和宣传画上：《四六分租》《保卫苏北》《百团大战》《娘子关战斗》……一个作品接着一个作品。
【2】
1941年，淮南根据地发生“铁佛寺”事件。新四军民兵中队队长被暗杀，党员乡长、群众和抗日干部均有折损，调查发现是反动地主勾结日伪军和土匪所为。
悲痛之余，莫朴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突破口。1942年秋，他与吕蒙、程亚君组成创作小组，决定用木刻连环画这一形式，将这场曲折复杂的斗争记录下来，被称为“解放区最早的革命连环画”——《铁佛寺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《铁佛寺》 华东出版社 1951年4月初版（封面）
创作之初，莫朴和程亚君做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：深入铁佛寺，在现场进行访问、观察和速写。
“这是一个破败的小庙，匪徒们曾在大殿后面密谋。当地群众向我们叙述案件发生那天所见所闻的情景，我们根据这些材料，又到现场做了记录。所以《铁佛寺》刻绘的111幅画面，都可以说是实情实景。”吕蒙回忆。
沉浸的现场、深入的交流，让莫朴刻刀下的人物和故事不再是静态的、符号化的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具体行为的真实的人。
创作过程堪称一场战斗。3人采用“流水作业法”：先分工画草图讨论修改，再由莫朴描上木板，专刻人物的脸和手脚，程亚君刻服装身子，吕蒙刻背景。每天刻完三四幅才歇手，每人手指上都磨出厚厚一层老茧。
创作不久，莫朴和同伴便遭遇了扫荡，他们把未完成的木刻版、油墨埋在地下，敌人退去后，再挖出来继续刻。
4个月后，111幅木刻连环画《铁佛寺》诞生了。
《铁佛寺》 华东出版社 1951年4月初版（内页1）
《铁佛寺》 华东出版社 1951年4月初版（内页2）
在《铁佛寺》中，处处可以看到莫朴对民间形式的自觉吸收。他以大刀阔斧的黑白对比和铿锵有力的单线条来塑造形体，人物全身完整地出现在画面中，艺术家适当吸收了中国传统年画的表现手法，追求一种既写实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的效果。
“这部作品，不仅在当时当地卓越地起了为群众服务的作用，并且从创作精神到创作方法，至今都值得我们学习。”1984年《铁佛寺》再版时，卷首曾这样写道。
【3】
“土油画”，莫朴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作品。
“土”不是贬义。《清算》《分地》《入党宣誓》《苏维埃万岁》《战地黄花》《鲁迅与陈赓》《南昌起义》（复制品）……这场展览首度大规模集齐了莫朴的代表作，在诸多作品中，可以发现莫朴始终以农民，以土地为中心，绘制出历史洪流给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。
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油画家全山石看来：“莫朴的作品非常概括，非常有力，非常朴素，具有人民性。”
《铁佛寺》的成功，也让莫朴明白：不管创作什么画，重要的是如何用新的内容、新的思想感情来画，而这新的内容、新的思想感情是离不开人民的，艺术家需要深入生活，创作者要向人民靠拢，去理解人民。
1943年，29岁的莫朴抵达延安。在为群众绘画时，他与他们谈心，和他们聊理想，找寻彼此相同的道路。
清算 90×115.5cm 布面油画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
1949年全国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会上，莫朴的油画《清算》便展现了这样一群质朴刚强的农民。这是重拾油画的莫朴构思的第一幅大画，被称“中国早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代表作”——地主被压缩在画面一角，亲手打碎锁链的农民形成包围之势，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。
画《清算》时，莫朴没有请模特，站到画架前面，他的眼前就浮现出许多农民形象，心潮澎湃。
在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肖峰看来，长期在解放区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莫朴，感情早已融入群众，并形成了他本人和创作上的特色。
那些明朗而亲切的农民身影，也出现在他1950年创作的《入党宣誓》中，这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
入党宣誓 118×170cm 布面油画 1950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
画面中，一间小小的田舍里，乡村党支部在为一位青年举行入党宣誓仪式。
油灯照亮党旗，宣誓者的脸庞映得通红，门外有民兵放哨，主持宣誓的是村支书，站在青年背后的则是4位质朴、憨厚的老党员——每一个身影，都是莫朴在革命中遇到的、一同战斗过的鲜活生命再现。
创作时，莫朴修改了很多次，但都没修改好，直到他想通了——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，形式必须为内容让步。
“我战胜了在意识中作祟的残余的形式主义，这个胜利更增了我创作中的愉快和安慰。”这双层的愉悦，或许是35岁的莫朴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回望。
【4】
1949年，西子湖畔，美院。学院宿舍的2楼住着莫朴、刘开渠、江丰、倪贻德、朱金楼……晚饭后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教学经验、艺坛旧闻、老区故事，以及延安、上海、巴黎……海阔天空、古今中外，无所不涉。
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艺术家群体，他们中有从老区来的革命美术家，有原国立艺专的留任教师，也有新调入的骨干。他们共同催生了中国美术学院的“外西湖时期”。
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聘书 24×22cm 1949年9月
在“楼居夜话”中，大家聊得最多的，便是教学上的新设想和具体措施。
当时的美院，西洋画教学沿袭法国学院派传统，学生大多只会画模特、静物和风景，国画系则几乎被山水、花鸟占据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学校没有创作课。
“什么是美术，美术与现实的关系，美术与社会的关系……这些问题几乎不在学生思考的范围内。多数学生学美术都是凭兴趣，认为美术是‘玩玩’的。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完全说不上。”在莫朴的观察中，改造前的国立艺专像是一座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象牙塔，只有少数学生用木刻画参与社会讨论，大部分学生从未想过用国画、油画来反映现实。
一场社会主义美术院校教学改革，势在必行。
1950年11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参军学生与送行领导合影，前左3为莫朴 （王犁提供）
1952年，继江丰调往北京后，刘开渠赴京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作，原任预科部和绘画系主任的莫朴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兼教务长，扛起了美术教育体制改革和美术教学新体系的创建工作。
“想做的事很多，但阻力却很大。”莫朴曾回忆，“看似理所当然的事，却每一步都艰难重重。”
是继承还是创新？是重在改造还是维持传统教学体系？
两手抓，成了莫朴改革的侧重点，他一手指向西方素描的造型能力，一手抓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和技法。
在莫朴看来：“不仅应临摹，要素描，并且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进行写生，创造出一条既能充分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，又能保持和发挥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的新的教学方法。”
【5】
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核心。
1953年，学院做出一项重大决定：抽调李震坚、周昌谷、方增先、宋忠元等西画功底出色的毕业生，转向彩墨画研究与教学。
这是一批艺术天赋高，造型基础扎实的艺术家。李震坚曾与莫朴合作绘制《南昌起义》；周昌谷对西方现代派绘画颇有心得；方增先素描功力深厚；宋忠元造型严谨……
全山石后来回忆道：“莫先生很有战略思想。他认为一个学校最重要的是老师的培养，尤其是青年老师。”莫朴坚持把最优秀的毕业生留给国画系，“油画只留两个，我和肖峰，我们被送到前苏联去学习。事实证明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定，我们不会有浙派的中国人物画。”
1954年，在与新老教师多方探讨和交换意见后，莫朴将绘画系高年级分为彩墨画、油画、版画三个专业，次年又决定在三个专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彩墨画系（1957年定名“中国画系”）、油画系和版画系，提出“以人物画为主，以写生为主，以工笔为主”的“三个为主”教学方针，侧重人物画训练、注重生活写生和进行工笔线描练习。
“彩墨系的建立，无疑就是要培养一些既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，也能够继承和发展我国绘画传统的新中国画家。”谈及“彩墨画系”的任务，莫朴这样解释道。
莫朴在《南昌起义》第二稿前 3×4cm 年代不详
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摒弃。
彩墨画科主任朱金楼在潘天寿、吴茀之等老先生与方增先、宋忠元等青年教师之间“穿针引线”，与他们一起登山写生、品茶论艺。雁荡山、西湖、灵隐……都成了他们的课堂。
在一次雁荡之行中，朱金楼建议青年教师向老先生多请教，把山水画的皴法、花鸟画的笔墨，用到人物画里，这番话点醒了正在摸索中的青年教师；而看到青年教师在稿子上反复涂改，不敢用线概括处理对象时，潘天寿等老先生也会给予“不要扫弦不射”“脸要洗洗干净”等建议。
外出写生之外，学校还会安排国画根底相对弱的青年教师异地求艺，比如方增先去上海向王个簃学习吴昌硕的花鸟技法，朱颖人、郭立范去北京跟于非闇学工笔花鸟。
“没有老先生的关怀，浙派人物画不会是今天这样，但完全听从老先生的意见，浙派人物画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”方增先这样总结道。
【6】
“我认为今天不仅应临摹，要素描，并且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写生，创造出一套既能充分反映现实生活，又能保持和发挥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的新教学方法。”
1957年，在《关于彩墨画系安排素描和临摹作业的问题》中，莫朴总结了教学经验。
在这之前，由史岩、邓白、金浪带队，李震坚、周昌谷、方增先、宋忠元等人与中央美术学院几位师生组成西北考察团到敦煌去参观、临摹中国绘画原作，从中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和技法。
回校后，宋忠元说：“敦煌之行对我来说算是‘剃度入门’，要一辈子从事中国画了。”周昌谷则根据回途中的甘南写生稿，创作了《两个羊羔》，画面中藏族少女与羊羔相依，线条柔和、墨色温润，技法上另出新意，既有传统绘画的神韵，又有当下生活的气息，可是也有人非难“意识形态不够鲜明”。
莫朴力排众议，将《两个羊羔》上报送展。“学法、得法、破法到变法，是任何一个学科的普遍规律，艺术上有各学科的融会贯通，没创造就都变成复印机了。没有人站出来坚持，很多新生力量会半途夭折。”莫朴说。
后来，《两个羊羔》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，这是新中国在美术方面争得的第一次国际金奖，也成为“浙派人物画”的点灯之作。
《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国画》陈鹂编 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（王犁提供）
第五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奖证书（王犁提供）
与此同时，宋忠元的《牧区医疗队》、方增先的《拾蘑菇》《粒粒皆辛苦》、周昌谷的《回家路上》相继面世。展览后有人留言：“值得注意的是用国画反映现实而不牵强。”
莫朴的“两手抓”终于在浙江扎根结果。在写实与写意、西方与东方、传统与现代之间，浙派人物画找到了一条融合之路。
至今，许江还记得第一次见莫朴先生时的情形。1978年高考恢复后，在浙江美术学院（后更名中国美术学院）教室外的走廊上，一位气宇轩扬的高个男子正专注地清扫着地上的落叶。
在学校大会的主席台上，许江认出了他，原来是莫院长。
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
在莫大林的回忆中，苏东坡的这句诗，常被父亲莫朴挂在嘴边，“父亲自新中国成立后便来到杭州，在这里经历诸多困难与挫折，他又是个奋进之人，不愿半途而废，坚持留下来继续奋斗，想把事情做得圆满。”
如今，莫朴扫过的院子和走廊上，走过了一代又一代怀抱艺术梦想的年轻人。
那个在西湖边扫地的院长，扫去的是一个时代的局限，也扫出了新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天地。
莫朴肖像 1980年
参考书目：
《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:莫朴文献集》
《莫朴之路：一位忠诚、热情的美术家一生行述》
《喧嚣与孤寂：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札记》
《连环画论丛》
《“国难宣传团”的图像传播与1930年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》
特别致谢：
中国美术学院 王犁 刘潇
浙江美术馆 邹萍
展讯
展览：朴直向阳——莫朴先生诞辰110周年艺术与文献展
时间：2025年8月12日-2025年9月10日
地点：浙江美术馆 7、8、9展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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